1990年，我根据学校的安排来到济南分院工作，担任济南分院的院长。刚到济南分院工作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学校内部在济南分院的定位问题上意见不是很一致，校本部在泰安，学校两地办学，要不要保留济南这一摊儿？保留济南这一块的话，怎么开展济南分院的工作？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学校还有一批人没有搬往泰安，而是留在了济南分院，有些还是教授和骨干力量，怎么发挥好这些人的作用？同时，有些搬往泰安的教师，家还留在济南，怎么解决？这些都是很麻烦的问题。最后的意见：保留济南校区。所以济南分院又得单独搞一摊，有很多事需要单独办。
但是，当时济南分院的经费严重不足。我刚到济南分院的时候，校园里都是老房子。院领导的办公室就临时安排在小破楼的二楼，楼顶上有的瓦片破损了，一下雨办公室就漏水。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幼儿园提出来能不能给买个电视机，算是给孩子们的节日礼物。这需要1000多块钱，得想办法去筹钱。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教师和有关工作人员两地跑。济南分院的领导也需要经常去泰安校本部开会，很辛苦。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汽车要走 104国道。遇到下雪天和大雾天，就更会遇到大麻烦。我们这些泰安、济南两地分居的老教师，都是这样来回跑。当时的交通条件较差，大家都有过坐火车上不去车的经历，都有过挤火车、钻窗户的尴尬，这在当时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很辛苦，但是大家当时还是很乐观的， 极少有什么怨言，对学校今后的发展都抱有信心。我们学校的教职员工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和传统，是非常可贵的。
实际上，当时济南分院发展的关键问题，或者说是瓶颈问题，并不是这些办学条件的简陋和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是受办学空间的限制。当时的情况是，我们院子里都是老房子，没有足够的教室，没地方安排实验室。我们是工科院校，没有实验室怎么办学？另外，当时还牵扯到和山东经济学院打官司的问题。因为整个院子，山东经济学院占去了一半多，剩下的才是我们学校的。我们就要求他们搬出去。山东经济学院一开始不愿意搬，理由是他们在这里办学也是“文革”时期省里的决定，他们也没地方去。后来，省政府给他们建设了新校园，经过反复做工作，经过煤炭部和山东省政府协调，补偿给山东经济学院一部分经费，他们这才搬走的。
但是，山东经济学院搬走后，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室和实验室的问题没有解决，济南分院依然面临很大的办学困境，这直接影响到济南分院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我们向煤炭部汇报，陈述我们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就是争取经费支持，盖一幢教学大楼以解决办学条件上存在的问题。当时的煤炭部领导还是很支持我们的，部领导的看法非常明确，就是学校再怎么变动，济南是省会，济南分院这个点不能丢，必须办下去，不能当“败家子”。于是，我们就按照程序向煤炭部申报了基建项目，基建项目获得批准，建设一栋十层的综合教学大楼。同时，我们学校内部则想办法集中力量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水平。
煤炭部挺重视这个项目的，按照计划如期拨付了工程资金，施工单位按期完成了任务。建设教学大楼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当时济南分院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李文山副院长，具体负责基建工作的是刘维民处长，他们这些同志做了很多工作，非常能干，是很辛苦的。
教学楼是199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这个楼建成后，解决了学校的大问题，因为教室有了，我们再把原来的老楼翻修一下，改成实验室。这样，济南分院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大楼建成了，我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再后来，济南校区又建设了图书馆和学生宿舍，学校的办学条件大大改善了。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王德民 整理：孙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