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生活在农村，农忙时帮工，闲时要读孔孟，从小就打下了些文字基础，这对我以后的工作大有裨益。
1944年，我正上初中，语文老师在讲到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无比残暴时，用粉笔敲击着节拍唱起了岳飞的 《满江红·怒发冲冠》，当唱到“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时，老先生竟是泪流满面，而我们一群少年也是泣不成声了。从此，我就爱上了诗歌，读了许多爱国诗歌，也背诵了不少抒情诗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我的文字功底。
1953年，我毕业于中国矿业学院采矿专业，在北京矿业学院工作了10年，后来调到了山东。由于口才和文笔比较好，当时的煤炭部选我做煤炭部技术委员会的委员。我当时有一定的语文和俄文基础，所以很早就参加了专业书籍的编写和翻译工作。
在50年代翻译专业术语时，由于当时很多方面还没有相应的技术词汇，只得由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译员按其意义取名。1958年，我组织翻译《冻结凿井法》一书时，确定了冷量围绕冻结管扩散的等温面—主面、轴面、界面几个名词。几十年后，每当听到人们讨论冷冻技术问题时，用的是我给取定的术名，心中漾起的感情真是难以言表。当时，由于我的俄文翻译能力提高很快，而且中文功底较好，有段时间，一天平均可以完成6000～8000字的翻译任务。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我已经表现出良好的写作能力和编辑能力，被选为《快速建井》这本大部头专著的作者之一，使我能和建井界的几位著名人士共同合作，并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从书本上难以得到的东西，也为我后来参加建井实践和学术活动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编辑《井巷工程》的时候，我主要负责审核编辑。那部书第一部是油印，第二部是铅印，第三部就正式出版了。其中重要的一点，得益于我平时写起来比较注意系统化的语言和规范化的论述。我的学生王明远毕业以后跟我做校对工作，传承了不少我的知识和作风。有一次，我们跟工人一起在车间校对，有一版我们校对了九遍之后印刷出来，还是感到有些不放心，就再次到车间仔细地校对，终于又发现了细小的错误，并及时予以纠正。我很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和对文字的处理，并力图做到严谨。
《井巷工程》的终审，由山东矿院牵头，淮南矿院翻印，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其中我主要负责文字方面的工作。现场好多技术人员拿到教材后很高兴，感叹他们专业原先没有教程，现在终于有案例做依据了。后来，大家又讨论提出能不能再出一本手册。于是，由煤炭部总工程师沈季良主持，在泰安第二招待所编著，编审会开了20多天，主要是审查手册、编写教材。我组织了一、二、三册的编写，后来做了一至六册的总审，也是第六册的主要编写者。
在参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J213-79《矿山井巷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3年工作中，我学会了深入现场调查研究、推敲条文和细抠字眼。因为国家标准具有法律效力，每个条文都必须符合实际情况，字里行间必须十分严密，尽量避免漏洞。记得关于喷射混凝土的强度中，有一句很不严谨的话 “必须保证喷射混凝土的设计强度”。我当时提出如何达到此项标准时，竟然谁也无法准确回答。于是我申请到科研项目 《锚喷支护施工质量检测技术》，该科研项目完成之后编制了行业标准MT/T5015-96《锚喷支护工程质量检测规程》，为此，我填了一首《蝶恋花》，描述当时激动的心情：
六五八五经霜露，经过鉴定，甜来换辛苦。
长期攻关练队伍，我年虽老人才出。
感谢同行标准树，多年奋战，化作幸福路。
退而不休夕阳红，岱峰脚下潇洒处。
我曾参与撰写 《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卷）的条文，这里对文字的要求和修订规范大相径庭。大百科的条文要求行文简练、生动活泼、图文并茂、说理通俗，提供给隔行专家对该行业作概论性的了解。
1988年我校为召开 “现代采矿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决定正式出版中文和英文的论文集。我被任命为该两套书的主编，中文论文集分四册出版，共计170万字，英文论文集为合订本。为了记录当年的编辑盛事，我戏填了一首词《少年游》：
采矿科技，国际联手，共著二百篇。
厚厚五卷，中文外文，编辑三十三。
教育科研，技术管理，文章重内涵。
改稿定稿，深夜加班，不觉又明天。
20世纪80年代，我参与《建井工程手册》和《煤矿总工程师工作指南》两套大工具书的编写，后者获得1992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20世纪90年代，我参与《中国煤矿建井技术》一书的写作，并作为其中一篇的主编，基本总结了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积累的建井施工组织管理的理论与经验。
我的科学研究成果也不少，其中“锚喷支护施工质量检测技术”获得山东省1998年科技进步一等奖。根据这项科研成果，形成MT/T5015-96《锚喷支护工程质量检测规程》的国家行业标准，这是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的极好形式。1991年我获得了“山东省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我的文字工作主要是用在专业书籍和论文的译著上，到目前为止，共有译著近1300万字，从中我得到了许多乐趣。除此以外，我发表过不少论文，阐明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一些论点。当读到别人在论文中引用了我的论点或数据，我都感到非常高兴，感到自己为科技事业做了一些贡献，添了砖、加了瓦。我在工作之余，偶尔也写些小诗，只是到了退休之后，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这才写得多些。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周文安 整理：秦晓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