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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成为采煤系的党总支书记，听起来像领导，但实则是个彻底为别人忙活的服务员——这个别人，主要是年轻的老师和学生。在这段经历中，我立足无愧于心，爱惜人才，为年轻人铺路，创造条件，让他们实现抱负。我不保守，所谓“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只要年轻人有想法，我便尊重他的选择。

当时学校有规定，留校学生要至少担任辅导员两年时间。我的原则是，这两年的辅导员时光，只要他保证学生不出事，保证完成肩上必须承担的任务，那么他的其他事情我概不干预，完全自由自主。年轻人需要平台，需要发展空间，他们甚至有些还不错的想法，很经得起推敲。他们向我提出要求，是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不能把人卡得太死。

年轻人感到有更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那么在我力所能及且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就给他创造条件去发展。老的去了，新生力量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我觉得这才是对同志、对年轻人负责任的态度。

事实证明，在一批又一批学生中，很多人成为学校或者校外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比如徐志胜同学留校做党总支干事，他对学习的热爱程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搞科研也是毫不含糊，晚上看书并睡在办公室是经常的事。后来他顺利地读研、读博，成为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再如李光禄同学也留校做党总支干事，跟我说他想尝试给学生讲课，我说你认真备课就行，我会给你提供讲课机会。他试讲的时候我去听课，然后给他提建议。我是看着他从备课都不太熟练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老师。此外马殿平、张士昌、吕灵昌等一批学生，则进入党政机关，成为各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1991年我到科研处当处长，进入一种几乎每天“跑上跑下”的状态。“跑上”，是到北京、济南去，因为学校当时还隶属煤炭部，所以我经常往北京跑，去煤炭部，去其他相关部门，宣传学校、争取项目和资金。我意识到了宣传的重要性——有了名气，学校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因而，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时刻充当着学校的义务宣传员。比如我会向社会宣传我们机电系在运输机研发上的独特性和优势、机电系有多少擅长和精通科研项目的老师等等。

那段日子基本都被这种忙碌填满了，自己的科研项目都被暂时搁置，因为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法集中精力去做。好在这种集中式宣传确实起到了作用，我争取到了山东省高校科研工作管理会议在学校召开。很多专家、领导参会，经费也比预想的增加了一倍。会议圆满召开，学校在外的名声更响亮，后来有很多同行业人士来学校参观、考察。

至于“跑下”，则是到矿上去找项目、拉项目。不夸张地说，天南海北地跑，每星期至少有两到三天在外出差，经常累得一上车只想抓紧时间补觉。为了在兖州南屯矿争取一个200多万的项目，我在矿上待了4天。200多万的项目在当时不算小了，所以他们很谨慎，肯定想选择最佳合作方。我把南屯矿整体情况摸了个透彻，跟矿上的负责人详细介绍我们的团队、精英和优势，摆事实讲道理，差点把嘴皮子磨破，终于成功拿下这个项目。

此外，为学校争取科研经费也是我工作中的重头戏之一，为学校争取就是为年轻老师和学生争取。为学校多争取一点科研经费，对年轻人的支援帮助就多一点。老师或者学生找到我，说他们的项目需要钱，只要学校有资金，项目有前景，我就想方设法支持他。我意识到，这是为培养后备力量预先支付的学费，万万不能吝啬。一些年轻教师也确实不负众望，拿到了大项目、难项目，并且出色地完成了项目。我记得数学系有位韩茂安老师，我们帮他争取到了当时一万块钱的山东自然科学基金，他知道后跑到我办公室，拉着我的手一直说谢谢，诚恳之意让人动容。我说你不用谢我，我只是为你做了点服务工作，能顺利拿下项目说明你真的有这个能力。

确实，我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我既然到了这个岗位上，就要尽到一份责任，像“原地踏步、停滞不前”这种思想，是不能存在的。到这个岗位的第一天，领导就告诉我任务艰巨，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不是个轻松的差事。七八年时间里，自己没做什么像样的科研项目，但我也没遗憾过。因为我牢记一句话：我是为大家服务的，组织安排我到这个岗位就是服务。从采煤系副主任到党总支书记再到科研处处长，一直是这种信念支撑我，周围的同志也都秉承这种信念，大家通力合作，才算做出了点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