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校计算机学科已拥有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6个本科专业。往事如昨，作为这门学科专业建设的参与者，回想起所经过的历程和期间的风风雨雨，也是感慨颇多。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教育和科学的春天来了，我校很多教师都有想做点事的冲动，大家好像都有共同的感受：国家培养自己这么多年，上了大学，但因为动乱，没干什么事；现在机会来了，应该做点事！在这种思想和情绪支配下，张孝令、袁云耀和我等经常聚在一起，特别是我们当时一些教师家在济南、工作在泰安，平时单身吃食堂，每天打了饭之后便在一起边吃边讨论。参加讨论的很多是数学教师，我是毕业于中山大学的，还有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的等等。最后，讨论的焦点是为学校创办新专业的问题。
在华罗庚的学生、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吴方研究员的建议下，我们决定先办计算数学专业，等条件成熟之后再办计算机软件专业。方向明确之后，我们便开始了相应的筹备工作。
1977年，我们提出的创办计算数学专业的方案得到了煤炭部教育司批准，但建议我们学校先办数学专业高校师资班，以缓解煤炭系统高校师资缺乏的状况。
1978年，煤炭部决定拨专款200万元，支持部分煤炭高校订购电子计算机，其中就包括我校。经过考察，学校购入了1台价值82万元的TQ-16计算机。这台机器的价格在当时无异于天文数字。不少同事表示特别感动，大家决心不辜负学校的投入和期望，铆足了劲儿要大干一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的数学师资班、1978年的计算数学专业开始招生。
1981年，我作为煤炭部选送的3名计算机专业访问学者之一，到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访学，师从著名Petri网专家Tadao Murata教授。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是当时同事们极力支持和劝说的结果，我当时还比较犹豫：计算数学专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刚购置的计算机还未调试运行，人手非常紧缺，自己怎么能在这时候离开呢？
1983年底，我婉言谢绝了Murata教授挽留我继续攻读学位的盛情邀请，决定回国和同事们一起实现当初的梦想。一回到学校，张孝令老师便和我商量试办计算机软件专业。我们不谋而合。
1984年9月，我校试办第一个计算机软件专业本科班。当时的专业课师资主要是：1982年分别从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分配过来的两名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年轻教师，以及我校计算数学（数学）专业留校的几位教师，再加上计算机室的教师。生源是从八二级计算数学专业的学生分出去20名。在这批分出来的学生中，有一位叫蒋昌俊的优秀学生，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成为我的硕士研究生，后来成为中科院博士，在学术上很有建树，我们也感到欣慰。
从申办计算机软件专业到获批，中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煤炭部教育司担心煤炭院校办计算机专业太困难，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找到发挥才能的岗位。我很着急，趁煤炭部教育司领导来校视察的机会，我组织了贾作皆老师、潘正伯老师等六七名搞计算机的老师一起找教育司领导反映，说明计算机专业的重要性和发展前途。后来又经过一些工作，终于得到了领导的支持。直到1988年，计算机软件本科专业才正式获批。
1989年，我们决定申请“计算机应用”和“运筹学与控制论”两个硕士点。由于下拨到煤炭系统高校的指标有限，煤炭部学位委员会认为煤炭院校搞计算机和数学无法和综合性大学抗衡，与此相关的申请一律不打算批准。得知这个消息，我急了，当晚，带着马扎直奔火车站，买了张站台票，上车再补的车票，赶到煤炭部是早上8点多，刚刚上班。我找到煤炭部教育司主要领导详细汇报了我校这两个学科的情况，并据理力争，终于通过了煤炭部学位委员会的批准。
回校之后，我们还把全系教师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装订成册，寄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组和数学学科组的专家，并与张孝令、袁云耀、刘福升等几位老师分别赶赴北京、上海向专家组当面汇报学科建设的情况。
1990年，两个硕士点的申请都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我校成为当时全国13所煤炭高校中唯一拥有计算机学科和数学学科硕士点的学校，山东省3所拥有计算机学科硕士点的高校之一、4所具有数学学科硕士点的高校之一，在煤炭系统和省内高校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吴哲辉 整理：秦昌盛 秦晓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