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的人生，就要提到一场电影，这场电影是父亲带着我看的。一生中，我和父亲的相处只有六年零三个月，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喜欢发明创造，经常自己做些小东西。在我十岁的时候他领我看了一场电影，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电影里的一幕一幕。这场电影演的是爱迪生搞发明的故事，怎样发明白炽灯、留声机等。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父亲跟我聊着电影里的故事，鼓励我将来也要搞发明创造。自此，我便有了成为发明家的梦想。
解放初，在湖南零陵县省立七中读高中时，我发现地区文化馆有许多新的科普书籍，如《黑白》《几点钟》《火箭之父齐奥尔可夫斯基》等。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来回走十里路去文化馆借、还一次书，通过阅读，深入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发明创造。从书中，我认识了许多发明家、科学家，学习了不少科学原理，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智慧。我还写了处女作《螺旋桨飞机为什么不能飞得比声音更快》，刊登在墙报上，这篇小文章主要讲述空气产生的“音障”。
如果说想当发明家的梦想是缘于父亲的影响，那么真正开始踏上科学研究之路，则是由于大一时物理老师、湖南物理学会理事长葛旭初教授的引导。
1952年高中毕业后，我考入湖南大学物理系。葛老师原来是学电机专业的，后来改学理论物理，四大力学主要靠自学，27岁便晋升为教授，教我课时，他才40岁，却是长沙物理学界的学术带头人。他讲课很有启发性，常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们回答讨论，并结合课程介绍国内外物理学家的有关事迹。讲完课还在晚上和助教一起到我们的宿舍去答疑。大学一年级期末考试，他出了10道物理考题，分量很重，规定答题时间3个小时，我只用了2个小时完成答题并且考了全班最高分97分。当时我17岁，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这引起了葛老师的重视。后来我当了物理课代表，与葛老师接触更多了。
1953年院系调整我到了武汉大学，1956年毕业留校攻读基本粒子物理副博士学位，由于专业方向相同，遂一直和葛老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著的书和发表的论文几乎都赠我一份，包括他晋升教授的成名之作《电磁对称与相对论》。他96岁去世的时候，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送别了我最尊敬又最器重我的老师。我也成长为他学生中被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两人之一，我为没有辜负葛老的悉心教导和栽培而欣慰。
1954年，我在武汉大学物理系读书时，张承修先生（武大习惯称“先生”）从美国留学归来。张先生研究近代物理，学术水平一流，他来到武大后为物理系做了很多工作，大大提高了学术研究气氛。例如，大多数周三下午他都主持科学报告会进行学术交流等。大三时，他指导我的课程论文，对我的论文评价较高，对我很看重，让我毕业后留校，免考，当他的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生，攻读副博士学位。
1956年，我留校当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生，不幸的是，只读了两年，其间还经历了1957年“大鸣大放”“反右倾”和1958年红专辩论、学术批判以及“大跃进”等运动。张先生被调到科学院工作，而我则因为家庭等方面的原因（父亲在台湾）不能同去。这样，我只能提前结业，留校担任助教。3个月后，即1958年11月，我又被重新分配到山东济南市刚由中专升级的山东机械工业学院教普通物理。
从武汉大学副博士研究生到山东机械工业学院教工科普通物理，确实有从天上掉到地下之感，这对我打击很大。山东机械工业学院是一所新建工科院校，这意味着基本粒子物理不可能继续研究了，当科学家的梦想很可能就此破灭，这对我打击很大。当时感觉照亮我人生之路的灯塔突然熄灭，我迷失了航向，内心相当痛苦，教学之余反复思考：我该怎么办？最终我认为自己虽然受到多方牵连很是不幸，但已经受到党和国家很好的教育和培养，有能力进行科学研究，可以做一番事业。因此，不管到哪个地方都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一定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做一份贡献。经过认真调研，我发现以晶体管技术为核心的电子应用技术是国家工业自动化和通讯所必需的，国家发展很需要，因此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由于我教学努力，成绩不错，被提拔为物理教研室副主任。
时光转眼就到了1963年，学院因与山东工学院专业重复而被撤销，我被调入山东煤矿学院。到山东煤矿学院报到时，人事处副处长苏吾华接待我，给我讲党的政策，他说：“党的政策是家庭问题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重在个人的表现。现在研究生很少，很需要，你先过好教学关，教学过关后，还是可以开展研究工作发挥你的特长。”他的话使我很受鼓舞，增加了动力。上课之余，闲暇时间，从安装调试晶体管收音机入手学习电子应用技术。那时候书籍很少，主要靠买回来的收音机套件进行组装调试。“文革”期间，我的许多个晚上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从2管到3管、4管，后来装到16管。经过我手的收音机有50多部，从电路板设计到调试技术我都掌握得不错。
从“文化大革命”复课闹革命起，我和同事合作，从实验室到煤矿、冶金矿山，介入工业自动化的弱电部分，边干边学，干中创新。在实验室50多天里，我们研制成功多种信号波形发生器，用于检测逻辑电路板工作是否正常，为选矿自动化逻辑电路提供了检测手段。1971年，我去新汶协庄煤矿，进行英国综采机组的验收和培训操作工人，解剖了赛瓦德控制系统的电路，掌握了操作使用。1973年到1975年，通过贲荣先老师推荐，应山东省冶金局邀请，我到胶东福山铜矿等冶金矿山，帮助搞通风防尘和选矿自动化，在那里工作了3年。在此期间有两项技术创新：一是光电自动喷雾控制器，也叫光电水幕自动控制器，把人家线路上不能用的光敏电阻装到我的线路上仍可正常工作，大大提高了可靠性。物理实验室生产了75套卖给冶金矿山使用。还有一个是浮选机矿液面自动调节电路，解决了易损坏功率管问题，能长期可靠地工作。在学校和专业课老师的引导下，我在电子应用技术领域学习、实践、创新，旗开得胜，并得到基础部党总支书记尹宪英的重视和会上表扬，我很受鼓舞，坚信选择电子应用技术这一领域，并与专业老师一起深入生产第一线，走“理论联系实际，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是正确的。当时觉得，坚持这样走下去，在科学技术上，还是可以作出一些贡献的。
后来的科研之路，可以说是天道酬勤吧，一路顺风。1978年，我从基础部调入采矿系矿压研究室，专门从事矿压监测仪表的研究开发；1985年成立矿压研究所，我任副所长并主持矿压仪表的研究开发，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并建立了“邓氏振弦传感技术”的初步基础；1992年，我创建仪器仪表研究所，任所长，率领助手和研究生继续应用和发展“邓氏振弦传感技术”；1999年退休，但退而不休，继续搞科研，在大量程高准确度测力称重和低频动态测量称重两个方面取得突破，完善了“邓氏振弦传感技术”。到现在我已获得国家专利近30项，其中发明专利8项。
回顾我的科研生涯，还会想起少年时的事情，会想起和父亲一起看的电影。感到欣慰的是，我总算圆了父亲和自己的当发明家的梦想！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邓铁六 整理：卫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