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淮南矿院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矿区开采专业（本科）学习了三年。1960 年下半年，因淮南矿院刚成立不久，师资力量不足，合肥工大决定派出师生去支持淮南矿院，共派出以合肥工大采煤系主任王家廉教授为首的十几位老师，还有几个班级的一百多名学生。我就是派出的老师之一，从此跟矿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采煤系学生在四年中要经历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三个实习阶段。认识实习就是到矿上去，对采煤形成感性而全面的了解。生产实习则要到采煤工作面去，直观接触采煤各个工序的工作。毕业实习要进行地质、采煤、机电、测量、通风、人员、工资等方方面面的资料收集，为回学校做毕业设计或教学设计做充分准备。三个实习阶段，师生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朝夕相处，加深了彼此间的感情。
从前给学生上课，都是理论结合实践，一切从培养学生的能力出发，尤其是动手能力。我们用煤矿上的真实资料、真实案例来给他们讲课，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要到矿上工作的，最终这些知识都是要用到煤矿生产中。我们曾经在安徽淮北张大庄矿的一个采煤工作面，带着学生下井实际操作采煤的五大工序。五大工序是破煤、装煤、运煤、工作面支护、采空区处理，简称破、装、运、支、控。这种让学生直接下井动手采煤的做法，在其他专业看来可能难以置信，要知道，那些都只是20岁左右的孩子。
整个工作面大家采了半个月时间，考虑到让学生有直观体验就行，而且人身安全为大，所以并没有全部采完。但即使如此，也困难重重。现在采煤已经逐渐向机械化、自动化发展，但当年却是手拉肩扛的纯手工劳动，而且只有一位矿上的老师傅指导我们进行工序操作。升井时，但凡组里有一名学生没有上井，大家就全都在井边等他，直到都上井为止。井太深、安全系数低，这是矿井给所有人的第一印象，尤其是遇到晚上有小组下井时，老师都害怕，更别说是年轻的学生了。
有一次，我与易恒森老师带七二级一个班学生下井实习。那天易老师有点发烧，我跟他说你就不要下井了。易老师说，“不行，一个班28个学生，你一个人带不了，我这又不是高烧，而且今天是实习最后一天，我必须要下去，把工作完成。”易老师始终坚持下井，他跟我商量，我在前面带队，他在最后断后，让班长在队伍中间保持秩序。拗不过他，让我只好答应。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是去工作面看机械化采煤。从工作面返回时，队伍挨个跨越刮板运输机道，我让班长看看易老师情况，班长忽然说：“史老师，赶紧停下！”而且声音里透着害怕，我心里一紧：“不好，出事了！”
那时的矿井条件一般，工作面非常狭窄，大家只能排成长长的一队前进。听到班长喊我时，我赶紧往易老师所在的位置跑，原来易老师在跨越运输机道时，被挂住了脚，导致脚骨骨折，剧痛不已，完全动弹不得。好在他穿的靴子比较厚，迅速拔出了脚没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我让学生打电话到调度室叫救护车，然后找了三个学生把易老师抬出矿井，此时救护车已经等在井口，立刻把易老师送去了医院。后来想想，这个运输机轨道完全可以跨过去，易老师的伤本也可以避免。但他发着烧，又在井下走了一大圈，还要兼顾学生安全，想必体力和精力都已经到了极限。
这就是那个年代老师的素养，一切都是学生为大。“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老师在思想观念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锋，但遇到学生培养上的问题时，大家却能抛弃异见，真正为了学生发展考虑。也正是那种困境中的彼此帮扶、惦记，让师生们紧紧团结在一起，拧成了一股绳。
宋振骐院士当时还只是普通老师，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有事情跟我商量。“我想把有兴趣的学生组织起来，组建课外科研小组，进行科学研究。我觉得他们不光需要在课堂上活跃起来，最大限度开发智力，而且也需要在课外钻研开拓，在做学生的时候就提前懂得如何去做科研。”作为系里管教学的副主任，我全力支持他办起了这个科研小组。事实证明，学生的视野和思维确实得到了开阔，科研小组规模不断扩大，学生学习与研究的积极性空前提高。从这个科研小组里，也走出了像蒋金泉教授、蒋宇静教授这样的学科带头人。
我们这批年轻老师在教学上的韧劲，跟学校领导的以身作则也是分不开的。在担任采煤系教学秘书期间，我曾偶遇过刘子光院长到采煤系“突击”听课。当时我只是个普通教师，还比较年轻。
遇到刘院长时，简短的几句话，就让我非常感动，并且牢记至今。他自己搬了一把椅子，进了最西边的教室，坐在所有同学后边。上课以后，我悄悄地去看了一下，他认真地听完了两节课，课后还到老师休息室与老师聊天，交流他的课堂感悟。正是这种“突击”式听课制度，后来成了学校传统，更成了时刻悬在年轻老师头上、提醒大家清醒奋进的尚方宝剑。
领导的重视，成了年轻老师提高教学质量、取长补短的很好途径。这促使年轻老师更能时刻谨记，教学时马虎不得，不打无准备之仗，领导“突击”听课，慢慢成了学校的一种惯例，也起到一个带头示范作用，系主任（院长）也经常会去听课，在此基础上，学校逐渐建立起了完善的管理人员听课制度。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史国华 整理：许志伟）
